韦政通

江苏镇江人，1929年生。主攻中国思想史，著作有《中国思想史》、《中国哲学辞典》、《荀子与古代哲学》等20余种。

○刘清（北京大学哲学博士）

自晚清以来，面对西方列国侵入和现代化的历史任务，中国由于其厚重而绵长的历史传统而屡屡在变革的道路上前后摇荡，瞻前顾后。伴随着世事兴衰，一直互为表里的政与学，也显得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在坚船利炮面前，中国的王道政治理想似乎变得越来越漂浮虚幻，中国的士大夫也经历了千余年来对中国文明的自信心的最大打击。一方面是西学译介的不断深入，另一方面中国的科举制也最终寿终正寝。而相应的，站在新的历史平面上，究竟如何理解、权衡中国的“祖宗成法”和传统文明，便成为中国新兴知识分子阶层的最大思想课题。

由著名思想史家韦政通所选编的《中国思想史方法论文选集》不能说可以完全反映20世纪中国思想家和思想史家们在研究中国思想时所持有的全部态度与立场，但是毕竟仍然能够折射出研究中国思想的几种不同的方法论进路。毕竟，以怎样的方法，用怎样的视点来理解中国思想，关系到如何在现代语境中理解中国传统文明的价值，如何理解中国思想的特质，进而中国现代与未来的思想又将如何塑造的问题。《选集》所选篇目甚多，然择要而论，共可以看出三种不同的方法论进路。

首先是由胡适开启的新学方法论。胡博士留洋归来后曾讲授并写作《中国古代哲学史》，虽然最终书只成了一半，但是却引领一代潮流，开一代风气，是中国传统思想向现代学术转型的分水岭之作。胡适以实证和批判的视角重新确定了对中国传统思想研究的新范式。而且更值得注意的是，胡适采用了“哲学”这一西方的术语来概括中国思想。换句话说，胡适所要做的，是采用西方思想的基本范式、方法论与术语来整理国故。韦政通先生在《选集》中第一篇就选择了胡适的文章不能不说确有深意。尽管我们今天尽可以说胡适的西化路线有歪曲中国传统思想的嫌疑，但不能否认胡适的研究方法直到今天仍然支配着很多学者的基本视野。作为胡适道路的继承者和发扬者，冯友兰先生通过他至今仍然广为流传的《中国哲学史》，系统、完整地利用西方哲学，尤其是西方近代哲学的方法论重新梳理了中国的全部思想史。而且，冯先生更不愿意采取胡适整理国故的思路，而更愿意把这种西化的策略当作中国思想在未来发展的必然道路。

韦政通先生在全书的序言中曾经提出了对于胡适、冯友兰先生的一点隐含的意见，即他们过于依赖西方思想来看待中国思想，但是我们更应该看到的是，所谓的“西方哲学”，本身就处在不断发展、变化和自我否定之中。实际上，由胡适所开启的这一条方法论道路的最大问题，乃在于他及其继承者们对于西方哲学的理解过于断章取义，以为只有实证的考据，只有概念清晰的逻辑推演与定义才是西方哲学，而完全忽视了西方哲学内部的不同取向。更重要的是，在根本的形而上学问题上，胡适与冯友兰对于西方哲学的理解仍然是浅尝辄止的。

值得注意的是，韦政通先生选取了在中国思想史研究上影响并非最大的罗根泽先生的方法论文章，并且把他的文章置于冯友兰的文章之下。实际上罗根泽方法论的象征意义要大于实际意义，因为早在胡、冯的时代，罗根泽已经立志“建立中国哲学之独立的事业”，也因此，胡、冯的工作在他看来不过是“使中国哲学披上西洋的外衣”，是“中货西装的把戏”。仅凭此论，不难看出韦政通与罗根泽之间遥相呼应的惺惺相惜。但是，罗根泽的根本问题韦政通也看到了，那就是他并没有真正树立起中国哲学思想研究的体系与成果。韦政通先生只是把罗根泽的道路归结为其治学方法的缺陷，然而更应该点出的是，罗根泽在他的学术工作中，对于西方思想的吸纳与包容是远不够的。

因此，我们至此可以看到韦政通这本《选集》所反映的一个核心问题：一方面西化的道路有丧失中国思想独立自主的危险，但另一方面如果单纯地继承中国传统思想，或者盲目地寻求独立自主，又无法真正树立起中国思想研究的新范式。这一两难韦政通先生并没有明言，然而却一直隐含在全书所选的各篇文章之中。

这种两难伴随着中国新兴知识分子对于中国传统文明日益正面的同情而愈发突出。比如在接下来所选编的两篇唐君毅先生的文章就表现出唐先生对于中国内圣外王传统的肯定，与试图接续这种传统的努力。因为中国传统文明向来并没有非常复杂的宇宙论理论，同时也对纯粹的求知、求真兴趣不大，而多将研究精力放在个人的道德修养与政治实践活动之中。唐君毅先生所揭示的这种中国文明的特质，实际上正是如何归化和吸纳西方哲学的最大困难之一。韦政通也在序言的结尾处表达了这样一种忧虑，即已经在中国现代哲学发展中被撕裂开的思辨与道德实践、体验如何在未来的思想发展中得到统一。

严格说来，韦政通先生的这本《选集》并没有为我们指出未来思想发展的方法论道路，但是它所具有的文献史价值倒是可以重新激起这样一个百年大课题：中国传统思想如何实现自身的“现代化”？这一历史任务的前提首先在于回答“如何理解中国思想？”这个基本方法论问题。胡、冯的道路在今天已经不能满足中国思想寻求自主的需要，而唐君毅、余英时等先生所强调的内圣外王、道德实践等传统文明的精髓，却又不能与西方哲学的真理传统两相融合。或许我们可以把这本《选集》所留下的问题概括为，如何切身进入西方哲学传统，通过细致的“化西”工作，通过深入理解中国传统文明，而真正实现西方思想的中国化。

《中国思想史方法论文选集》韦政通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6月版/30.00元